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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富英传略

2013-05-19 21:54 【 字体:

梨园界空前传七代 谭大师祖孙具四功
京剧,自从清代乾隆时四大徽班相继从江南晋京,逐渐在京形成,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。在这二百多年里,好角辈出,一代继一代,创出新业绩,创成新流派,代代相传。但是前后七代出自一门一姓的,至今只有本文中的主人公谭富英先生一脉。
谭富英先生祖籍湖北江夏,也就是现今的武昌。自其曾祖父谭志道(1808-1887)迁居北京。志道先生即为这七代之首。他工老旦,嗓音高亢,唱来响遏行云,获得"叫天"誉称。此后多以"谭叫天"称之。志道先生之子,富英先生的祖父谭鑫培先生(1847一1917),工文武老生,被称为"小叫天"。鑫培先生之子,富英先生的父亲谭小培先生(1883一1953),继其父衣钵,也工老生。富英先生(1905-1977)为这七代中之第四代,仍工文武老生。富英先生之子谭元寿、孙谭孝曾、重孙谭正岩,都为文武老生。还有超乎寻常的是:这七代中,自谭鑫培先生始,到富英、元寿父子和属于第七代的正岩,都是从学武生起,转为文武老生的;这七代中,竟有谭鑫培、谭富英祖孙两位,分别创成独具演唱风格的"谭派"。鑫培先生的"谭派"形成于1900年前后,享有盛誉,属于前"四大须生"的余叔岩、言菊朋、高庆奎、马连良四位,没有一位不是在学习他的演唱之后发展而成的新流派。其他一些老生演员学他的也为数不少,像内行中的贵俊卿、王雨田、张毓庭、贾洪林、王又宸、罗小宝、孟小如、贯大元……票界的王君直、程君谋、韩慎先(夏山楼主)……名列后"四大须生"中的奚啸伯,自票戏之初,到创成"奚派",也是以学他为主的。谭富英先生的"谭派",是在学习乃祖的"谭派"的基础上,根据个人的特有条件,发展变化而形成的。既称为"谭派",有时为与乃祖的"谭派"相区别,也称为"新谭派",与马连良、杨宝森、奚啸伯一同名列后"四大须生"之中,仍以马、谭、杨、奚四个流派称之。旧日有一则笑话,并由此形成一幅漫画,内容是:谭小培先生对谭富英先生说:"你父亲不如我父亲!"又对谭鑫培先生说:"你儿子不如我儿子!"很有风趣,形象地描绘出这祖孙两位的艺术成就、艺术威望。
鑫培先生本名金福,字望重,以英秀为堂号。自幼进金奎科班学武生。他的金福之名,就是按照这个科班的"金"字,统一取下的。其后由于嗓音条件好,改学文武老生。毕业出科后,入永胜奎班演唱,变声期间以演武生、武丑为主。也曾到野台班演出,还曾给人保镖护院。1870年,23岁时进入北京三庆班,仍演武生戏。先后拜程长庚、余三胜为师,并向王九龄、卢胜奎问艺。嗓音恢复后,继续以老生戏为主演出,很得程师赏识。到1879年,他32岁时程师去世,则改入四喜班。此后两度到上海演出,名声鹊起。回到北京,自己组成同春班,与田桂凤、黄润甫等几位作。1890年,他43岁时被选为内廷供奉。"谭派"独有风格日趋明显,到1901年,他54岁第三次到上海演出时,其"谭派"便为众所公认。1906年,他59岁时,由于"汪派"创始人汪桂芬先生去世,"孙派"创始人孙菊仙先生在上海久演未归,北京菊坛便由他独据,享有"伶界大王"誉称。时有"满城争说小叫天""老生无腔不学谭"之说。的确,他嗓音恢复后虽不及年轻时嘹亮,但甜润增多,刚柔相济,并改变了过去腔调平直缺憾,增加了花腔、巧腔,创造出"闪板""耍板"技巧。在丰富老生唱腔和统一京剧声韵方面做出巨大贡献。确定了以湖广音的声调、中州韵的尖团字为主体的声韵体系。在表演方面力求从人物出发,揣摩透剧情和角色内心,唱念做打都用为表现剧情和人物的手段。在武戏方面提倡"武戏文唱",不是单靠武打和武功技巧取胜,也以演出人物、打出情感为重点。
谭氏由于武功根底扎实,演出的许多戏都有独到之处。比如《打棍出箱》中,描写范仲禹疯癫,出场后的踢鞋,就是借助腰腿功夫,在行走之间把鞋从脚上甩起,高飞过头顶,以头上戴的高方巾接住。是为此戏中的"绝活"之一,其他则是出箱时的"鲤鱼打挺"相出箱后的甩发技巧。富英、元寿父子,都曾在富连成科班坐科,初学也都是武生;近些年在北京市戏校就学的谭正岩,是元寿先生之孙,兼学武生、老生,属于武生戏的《长坂坡》演得很有成绩。这也可以说是谭门七代京剧世家的特色了。
梨园界空前传七代 谭大师祖孙具四功
京剧,自从清代乾隆时四大徽班相继从江南晋京,逐渐在京形成,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。在这二百多年里,好角辈出,一代继一代,创出新业绩,创成新流派,代代相传。但是前后七代出自一门一姓的,至今只有本文中的主人公谭富英先生一脉。
谭富英先生祖籍湖北江夏,也就是现今的武昌。自其曾祖父谭志道(1808-1887)迁居北京。志道先生即为这七代之首。他工老旦,嗓音高亢,唱来响遏行云,获得"叫天"誉称。此后多以"谭叫天"称之。志道先生之子,富英先生的祖父谭鑫培先生(1847一1917),工文武老生,被称为"小叫天"。鑫培先生之子,富英先生的父亲谭小培先生(1883一1953),继其父衣钵,也工老生。富英先生(1905-1977)为这七代中之第四代,仍工文武老生。富英先生之子谭元寿、孙谭孝曾、重孙谭正岩,都为文武老生。还有超乎寻常的是:这七代中,自谭鑫培先生始,到富英、元寿父子和属于第七代的正岩,都是从学武生起,转为文武老生的;这七代中,竟有谭鑫培、谭富英祖孙两位,分别创成独具演唱风格的"谭派"。鑫培先生的"谭派"形成于1900年前后,享有盛誉,属于前"四大须生"的余叔岩、言菊朋、高庆奎、马连良四位,没有一位不是在学习他的演唱之后发展而成的新流派。其他一些老生演员学他的也为数不少,像内行中的贵俊卿、王雨田、张毓庭、贾洪林、王又宸、罗小宝、孟小如、贯大元……票界的王君直、程君谋、韩慎先(夏山楼主)……名列后"四大须生"中的奚啸伯,自票戏之初,到创成"奚派",也是以学他为主的。谭富英先生的"谭派",是在学习乃祖的"谭派"的基础上,根据个人的特有条件,发展变化而形成的。既称为"谭派",有时为与乃祖的"谭派"相区别,也称为"新谭派",与马连良、杨宝森、奚啸伯一同名列后"四大须生"之中,仍以马、谭、杨、奚四个流派称之。旧日有一则笑话,并由此形成一幅漫画,内容是:谭小培先生对谭富英先生说:"你父亲不如我父亲!"又对谭鑫培先生说:"你儿子不如我儿子!"很有风趣,形象地描绘出这祖孙两位的艺术成就、艺术威望。
鑫培先生本名金福,字望重,以英秀为堂号。自幼进金奎科班学武生。他的金福之名,就是按照这个科班的"金"字,统一取下的。其后由于嗓音条件好,改学文武老生。毕业出科后,入永胜奎班演唱,变声期间以演武生、武丑为主。也曾到野台班演出,还曾给人保镖护院。1870年,23岁时进入北京三庆班,仍演武生戏。先后拜程长庚、余三胜为师,并向王九龄、卢胜奎问艺。嗓音恢复后,继续以老生戏为主演出,很得程师赏识。到1879年,他32岁时程师去世,则改入四喜班。此后两度到上海演出,名声鹊起。回到北京,自己组成同春班,与田桂凤、黄润甫等几位作。1890年,他43岁时被选为内廷供奉。"谭派"独有风格日趋明显,到1901年,他54岁第三次到上海演出时,其"谭派"便为众所公认。1906年,他59岁时,由于"汪派"创始人汪桂芬先生去世,"孙派"创始人孙菊仙先生在上海久演未归,北京菊坛便由他独据,享有"伶界大王"誉称。时有"满城争说小叫天""老生无腔不学谭"之说。的确,他嗓音恢复后虽不及年轻时嘹亮,但甜润增多,刚柔相济,并改变了过去腔调平直缺憾,增加了花腔、巧腔,创造出"闪板""耍板"技巧。在丰富老生唱腔和统一京剧声韵方面做出巨大贡献。确定了以湖广音的声调、中州韵的尖团字为主体的声韵体系。在表演方面力求从人物出发,揣摩透剧情和角色内心,唱念做打都用为表现剧情和人物的手段。在武戏方面提倡"武戏文唱",不是单靠武打和武功技巧取胜,也以演出人物、打出情感为重点。
谭氏由于武功根底扎实,演出的许多戏都有独到之处。比如《打棍出箱》中,描写范仲禹疯癫,出场后的踢鞋,就是借助腰腿功夫,在行走之间把鞋从脚上甩起,高飞过头顶,以头上戴的高方巾接住。是为此戏中的"绝活"之一,其他则是出箱时的"鲤鱼打挺"相出箱后的甩发技巧。富英、元寿父子,都曾在富连成科班坐科,初学也都是武生;近些年在北京市戏校就学的谭正岩,是元寿先生之孙,兼学武生、老生,属于武生戏的《长坂坡》演得很有成绩。这也可以说是谭门七代京剧世家的特色了。
小名伶《定军山》轰动沪上
新谭派《斩马谡》享誉京城
谭富英一方面向余叔岩先生学艺,一方面参加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徐碧云、黄玉麟、雪艳琴、胡碧兰等当时已极为享名的演员组成的班社演出。他的嗓音嘹亮、底气充沛、喷口有力、吐字清晰,唱来另有独特的韵味,极有酣畅淋漓之妙。无论与哪家名旦合作,都有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。因此在内外行中建立了威望。
旧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,观众看电影要靠解说。所放映的电影也都是故事片。1905年,开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上的容丰照像馆,独出心裁拍摄京剧影片,曾邀请谭鑫培拍摄无声片《定军山》中的"请战""舞刀""开打"三个片断,成为最早的无声京剧电影。到1933年的时候,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,古代有声影业公司邀请谭富英与雪艳琴等拍摄有声影片《四郎探母》,由天一影片公司代理拍摄。谭小培指导,尹声涛导演,是为最早的有声京剧电影。正巧这两个第一,被谭氏祖孙占有,又成为京剧史上的一个空前之举。自从拍摄影片之后,谭富英名声更噪,于1935年,他30岁时自行组织同庆社,自己挑班主演。他的"新谭派"也逐渐形成。
过去,北京演员在北京演红了,再到上海去演出,所谓在上海"挂号"。如果在上海再演红了,返回北京则身价倍增。谭富英应邀到上海,他父亲谭小培先生给他做了认真的安排,在打炮戏上经过缜密的考虑,决定拿《定军山》。一则,谭富英具有深厚的武功底子,身上边式,手里干净,这出戏里的耍刀,刀下场和开打都能演得出色;二则,这是他祖父的"谭派"拿手戏,又曾拍过电影,可谓尽人皆知,戏的名声大;三则,这出戏又名《一战成功》,取个吉利。"打炮"那天,票早售完,场内座无虚席,还有许多站着的观众,场外等退票的人无计其数。小培、富英父子心里都待别高兴,谭富英精神饱满,情绪高涨,嗓子尤其给劲,每段唱都是一气呵成;所有武功技巧,得心应手,稳健利落。台下掌声几乎连成一片。这场演出真的一炮打响,一战成功了。
谭富英在上海唱红了,回到北京,威望更高了,演出盛况更为可观。坐落在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上的第一舞台,是个新兴的戏院,比起那一带的广和楼、广德楼、中和园、庆乐园、三庆园、华北、开明等戏院都讲究,容纳观众也多许多。不过并不容易真正卖满座。有时门口挂出"客满"牌,里边无非八九成座。真正达到爆满时,就要把门口的铁门拉上。由于拉铁门的情况不多,每当这个时候,四邻总要传出"第一舞台拉铁门了"的议论,说明当晚的戏太可看了。每当谭富英演出时,就常有拉铁门的情况出现。尤其是他唱带武功的《定军山》《战太平》一类的戏,或是以唱功为重头的《四郎探母》《失街亭·空城计·斩马谡》一类的戏。过去有"三斩一探,要老生的好看"之说,与"男怕《夜奔》,女怕《思凡》"意思相同,都是说这样的戏难演,不易唱好。所谓的"三斩",指的就是《斩马谡》《斩黄袍》和《辕门斩子》三出戏;"一探"指的就是《四郎探母》。谭富英先生却对《斩马谡》这"一斩"、《四郎探母》这"一探"驾驭得极好,颇受广大观众盛赞。 从上海回到北京,谭富英先生在唱工方面的独有特色,愈加为各界人士推崇。很多喜欢听老生戏的观众是专门冲着他清脆、甜亮、流畅、高可响遏行云的嗓音而来的。他的《斩马谡》《四郎探母》中的自成一派的唱腔,使大家听着极为过瘾,从而极享盛誉。但是,谭先生在《四郎探母》中的"叫小番",并不是每唱必拼命翻高,专以"嘎调"取胜。因为这出戏在前辈名老生张二奎创演时并没有在"叫小番"上翻高使"嘎调"。后来由于谭鑫培先生与张氏高徒杨月楼先生同时唱这出戏,为了与杨先生有区别而创用了"嘎调"。谭富英先生以为凡事都得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处理,如果演员嗓音条件稍差,或者嗓音条件好的演员,一旦觉得失润,就不一定非在这儿高唱入云,给人"鸡吃黄豆--强努"之感,反而不如听其自然,倒给观众流畅的艺术享受。好嗓子的演员如果单凭嗓子讨好观众,并不是治艺的严肃态度。
谭富英先生自上海回到北京以后,他的"谭派"特色逐渐明朗。他的大名很快与马连良、杨宝森、奚啸伯并列,称为"四大须生",不过为与过去的余、言、高、马四大须生相区别,有时则在那四大须生前面加个"前"字;这四大须生前面加个"后"字。为他祖父的"谭派"加以区别,有时则分别称"老谭派"与"新谭派"。
然而谭富英先生走红之时,先是日伪猖撅,后是国民党统治。日伪猖撅,演员的日子不好过。没有名望的,生活清苦,甚至不兼做其他事难于养家糊口;有的底包、龙套演员,除了演戏之外得去拉车、打执事。名望大的,挣钱多,开销也大,得不断地请客、送礼,应付来自上上下下的敲诈勒索。国民党统治时期,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当兵的白看戏,从不买票。甚至有时从台上往台下一看,满眼一片黄,都是穿军衣的兵,而且其中有不少架着拐的伤兵。正如侯宝林在相声里说的:这些人走到戏园子门口,冲检票的一点头,检票的就得让进去。一问他票,他们立刻说:"老子抗战八年,看戏还买票?"伤兵更厉害,抡起拐来便打。每逢台下一片黄的时候,后台的演职员必然说:"得,今儿个又当厨子赔米啦!"谭富英先生这样老成持重的人,对此当然也同样极为不满,每当看到一片黄的场面,他在台上便不再正经唱,而是把唱都"数"了出来,如同囫囵吞枣。以此来表示抗议。
谭老板为中央领导演戏
毛主席给小培先生点烟
"雄鸡一唱天下白"。中国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,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;北京解放了,新中国诞生了。劳动人民翻身解放、当家做主了。戏曲演员,旧社会从来被称为优伶、戏子、艺人,出名的也无非享个"名伶"的称号。在旧社会优伶是与娼妓相提并论的,而且排在娼妓之后,一般都说成"娼妓优伶"。因为优伶许多时候得伺候娼妓,为娼妓开心取乐。新中国建立后,艺人的地位空前提高,被称为"文艺工作者",甚至与教师同样称为"人类灵魂的工程师"。对此,谭富英先生和所有戏曲演员一样高兴,一样感谢共产党、毛主席。北京市负责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文化艺术管理处,专门为演员成立了讲习班,一方面提高政治思想觉悟,一方面"扫盲"和提高文化水平。谭先生在学习班里表现得极好,处处非常主动,不断受到好评。
新中国建立后,重新进行演员登记、班社整顿。把过去称为班社的演出组织逐渐改成剧团。谭富英过去所在的同庆社,后来改为太平京剧团。旦角主演梁小鸾一直跟他挂并牌。演出以生旦对儿戏《红鬃烈马》《打渔杀家》《桑园会》,以及《御碑亭》《大保国·探皇陵·二进宫》等为多;他个人为主的戏则是《战太平》《定军山·阳平关》《失街亭·空城计·斩马谡》等等。
大约是1950年初,谭富英、梁小鸾二位在朝阳门内南小街的陆军医院礼堂演出《红鬃烈马》。那时候中央领导人不时出现在群众场合,进剧场看戏是随随便便的事。那天毛泽东主席来到剧场看戏,就坐在观众席里。谭小培先生得知毛主席来了,马上到观众席谒见。由于戏还没开始,小培先生请毛主席先到后台休息。毛主席说:"现在到后台不合适,影响演员的情绪,还是戏散了再去慰问大家的好。"随后便与小培先生谈起谭派艺术。毛主席谈得头头是道,小培先生很出意料,说:"没想到主席对我们的戏这么熟悉!""我不懂,但是喜欢看,看多了,不免一知半解,这也算自学成材吧!"毛主席说得十分风趣。随之从衣裳口袋里取出了香烟,小培先生赶紧把自己身上带着的香烟敬给毛主席。毛主席不客气地接过来,说:"我们交换一支,你吸一支我这个尝一尝!"小培先生想,恭敬不如从命,也就接了过来。这时毛主席取出打火机,打着了,伸向小培先生。"这怎么可以!"小培先生受宠若惊,连连婉言谢绝。"大家都是同志嘛,难道你高兴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吗?"经毛主席这么一说,小培先生才不得不依了毛主席的意。事后大家纷纷议论:"毛主席就是国家元首,谁见过这么平易近人的元首。这可真是改朝换代了!老百姓真正翻身了!"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平易近人,使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深受感动。毛主席给谭小培先生点烟的事,使谭氏父子久久不能忘怀,其他了解这件事的人,也都以此传为美谈。周恩来总理关心演员、关心艺术,关心每个新上演的剧目,更得戏曲界众口一致的称道、景仰。周总理各方面的知识渊博,对各种戏曲形式、各类剧目,都能侃侃谈出历史状况,发表精辟的见解。周总理看过许多大小演出团体的戏,常是到后台慰问演职员,并进行座谈。在座谈中谈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。演职员们受到莫大鼓励。谭富英先生对此深有感触,由此下定决心:共产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;只要对祖国、对人民有益的事,一定积极去做!
公心为重怎误朝鲜慰问
正气凛然岂惧残匪猖撅
1950年6月,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。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,我国开展"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"运动。10月,中国人民志愿军"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",开赴朝鲜前线,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。我国政府为慰问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,组成"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"。先后三次赴朝鲜慰问。谭富英先生当仁不让,主动报名参加慰问团,以自己的演唱慰问志愿军。他参加的是1953年的第三次慰问团。一切手续办成,正当出国前的集训时,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,马上请假赶回家里看望,不想父亲竟然救治无效,撒手而去。谭家是老家庭,谭门几代都是著名演员,谭小培先生在京剧界也有威望。基于这些,领导决定谭富英留在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。谭先生却说:"'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'是当前的大事,慰问志愿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况且一切安排就绪,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哪!"话虽这么说,心里还是有矛盾的,只不过经过思想斗争,公心占了上风。明情达理的夫人也跟他说:"咱们受共产党这么大恩惠,这又是关乎国家的大事,你就放心去吧!老爷子的后事,由我料理,我会办得风光,会让亲戚朋友说不出什么来的。"这些话更使谭富英坚定了意志,向领导再三要求,如期登上开赴朝鲜的列车。
此前的1952年,兰州到天水的铁路修成。谭富英的太平京剧团担负了庆祝通车典礼的演出任务。但是,这时西北一带很不安全,马步芳残匪出没无常,四处窜扰,烧杀抢掠,破坏治安,十分猖撅。此行火车要在路上走六天六夜,更增加路人的不安全感。有人向谭富英先生建议:"这一趟太艰苦,而且不安全,您身体不好,是不是就不要去了?其他几位主演完全可以担当这个任务!"谭先生连连摇头摆手:"这可不成。这个班我挑着,我不身先士卒,别人怎么想、怎么说?不用说艰苦、不安全,就是真有枪林弹雨,我也得跟大伙儿一块儿去!"后来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,保障到达后的演出,决定大队坐火车,他坐飞机。谭先生还再三推辞,执意不肯。
这次到兰州,路上并没出什么事,不想到达驻地却发生一件挺吓人的事。兰州市中心有个"万里金汤"城,城楼有如北京的天安门。城楼对面就是省政府、市政府等领导机关所在地。一天夜里,守城部队里混进的匪徒,乘旁人不注意,把一挺机枪蒙在棉被里,支在城楼上,正对省、市领导机关所在地。乘着夜静更深,开枪向对过扫射,一时枪声大作,火光冲天,顿时一片大乱。谭富英他们住在"万里金汤"城外的招待所,虽然相离稍远,却也吃惊不小。后来匪徒被捉,事件平息。第二天,当地领导跟谭先生他们说:"昨晚大家受惊了,觉也没睡好。今天就休息一天,不必演出了!"谭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:"咱们还是照已定的安排进行吧。大家不会有顾虑吧?"演职员异口同声:"您说得对,咱们照常演戏,别让匪徒吓住!" 谭富英他们胜利完成这次任务,刚刚返回北京,就听说:吴素秋、李再雯、魏喜奎她们负责的北京市戏曲界妇女联谊会,在中和戏院举办两场支援朝鲜的捐献飞机大炮义演,目前正在筹备。便不顾休息来到妇女联谊会,跟吴素秋她们说:"可别把我忘了。"吴素秋说:"我们正想请您参加这出京梆两下锅的《红鬃烈马》哪!前头是秦凤云、李桂云、刘桂红的梆子《跑坡》《进窑》,后边是您跟王玉蓉大姐的《大登殿》,您瞧成不成?"谭先生冲吴素秋一抱拳:"好,服从分配!"
倡合团屈己让出大轴
赴矿区带病坚持演出
北京市文化事业管理处正规化以后,改组为北京市文化局,从王府井霞公府迁往西长安街北京电台原址办公。文化局成立后,第一项任务是调整剧团组织,于1953年到1954年建成:以李万春为团长兼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一团;以谭富英、裘盛戎为正副团长兼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二团;以张君秋为团长兼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和以吴素秋、姜铁麟为正副团长的北京市京剧四团。这四个团为民营公助剧团。此外还有梅、尚、程、荀四位的名字命名的四个流派剧团,马连良京剧团,杨宝森的宝华京剧团,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,李元春、李韵秋的春秋京剧团,等等。当时京、评、梆子、曲艺演出单位,加在一起有50来个。各演出单位争相挖掘传统戏、排练新编戏,而且效率极高。如果超过半个月出来一出新戏,那就算慢的了。所以那时"百花齐放,推陈出新"的文艺方针贯彻得极好,戏曲舞台迭出新品,显现出一片繁荣景象。
为了加强阵容,繁荣剧目,1956年,谭富英、裘盛戎决定把北京市京剧二团与马连良京剧团合并,由市文化局为之定名为北京京剧团。谭富英先生甘愿把大轴戏让给师哥马连良来唱,一则自己在前边唱压轴戏,二则把属于蹲底的角色让给马先生。比如这个团新建成时所演的《群英会、借东风》,就是谭先生扮鲁肃,马先生扮孔明;《十道本》,则是谭先生扮李渊,马先生扮褚遂良。以后还演全部《杨家将》,谭先生扮杨令公,在前边演《碰碑》;马先生扮寇准,在后边演《调寇、夜审》。1956年末,北京市直属戏曲团体年终汇报演出时,马、谭、裘三位以新排的《三顾茅庐》参加,三位分饰孔明、刘备、张飞,仍以马连良为主。此后,他们与张君秋商议,把北京市京剧三团并入北京京剧团,主演便为马、谭、张、裘"四大头牌",形成在北京乃至全国阵容最强的剧团。合并之初,他们排出了阵容空前强大的《秦香莲》,马、谭、张三位分饰王延龄、陈世美、秦香莲,裘盛戎扮演包拯。他们还想:一定得排一出四个人拴在一块儿的新剧目。于是找到在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负责出版《京剧汇编》的老戏剧家潘侠风。潘老提供了一个《八义图》剧本。原为上下两集。经过与导演王雁商量,压缩为一晚演出,由马、谭、张、裘分饰程婴、赵盾、庄姬、屠岸贾,改剧名为《赵氏孤儿》。后来,因为裘盛戎演屠岸贾不对工,改演魏绰。屠岸贾由张洪祥扮演。这出戏参加1959年的北京市戏曲团体汇演很得好评,许多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了程婴那段"娘子不必太烈性"的名唱段
关于这出戏还有个悲剧性的插曲:这出戏被本市和外地许多剧团学习演出,影响极广。害人的"文革"时期,江青指出这是个复仇主义的戏,得追究编剧和演员的责任。当时四大头牌已成"反动权威",王雁也因别的问题打入"黑帮"一伙。由于剧本改为《赵氏孤儿》之名,编剧变成王雁,有关方面向他追究责任,他说:"这出戏是潘侠风编的,我只是导演。"于是潘侠风被以"反动文人"的名义揪了出来,挨批挨斗。潘老哭笑不得,说:"我太倒霉啦!演出广告、节目单、出版的剧本,上边一概没我的名字,所有名利我一点没沾着;没想到出了问题,得由我负责!我上哪喊冤去!"
1960年,北京市剧团支援外地。李万春的团,被班禅要到西藏,建立西藏自治区京剧团。吴素秋的团,去了沈阳,建立辽宁省京剧院。赵燕侠的团,与北京京剧团合并。该团成为拥有五大头牌的王牌剧团。尽管赵燕侠的年龄、艺龄都比谭富英先生轻许多,谭先生同样把大轴戏让给她。合团之初,谭先生主动提出:"我在燕侠同志前头演吧!"由此以《晋楚交兵》在前边演,由赵燕侠在后边演大轴《辛安驿》,便传为梨园界礼让、团结的佳话。
1961至1963年,北京京剧团到唐山矿区演出,每次去都要演几个月。谭富英先生又是主动请缨,一马当先。当时供应十分紧张,主副食欠缺,营养跟不上。谭先生仍然一丝不苟,不论在大小场合,同样卖力气。处处得到观众的赞誉。不想在临近结束前几天,由于过度劳累,在演出时突然感到心脏不适,血压升高、两耳发蒙。但是他不声不响地咬牙忍痛,把这场戏坚持下来。下场后赶紧吃药。剧团的领导和当地负责人都劝他提前回北京,说:"您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,还有后边几天,就让别人演吧!"谭先生十分坚定地回答:"五十步、一百步,都是逃兵,我还是全始全终吧!"
共产党人先生当之无愧
谭派艺术后继不应乏人
大局为重、公心当先、屈己让人、不计名利的高尚风格,在谭富英先生身上经常体现出来。1959年,几位京剧界的名人编出一出与《群英会、借东风》差不多的《赤壁之战》,仍然邀请马连良扮孔明,叶盛兰扮周瑜。其中鲁肃一角,由于谭先生轻车熟路,而且演得极为出色,准确地塑造出这个人物的舞台形象,也打算仍请谭先生扮演。谭先生得知有李少春参加,且以老生出面,就问:"少春什么活儿?"听说"还没考虑出来",便说:"我看让少春演鲁肃吧,这个活他也熟。""您呢?演哪个角色……""我来个这出戏里新添的人物刘备怎么样?"邀他的人一听,便说:"刘备在这出戏里事不多,比起鲁肃来,分量就轻多了。我们都没往少春同志那想。""咳,谁不知道事在人为、戏在人唱;只有小人物,没有小角色!就这么定下来吧!" 1959年这年,谭先生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。不想"文革"中,江青罗织罪名,一方面说他曾参加演出过"复仇主义"的《赵氏孤儿》,还演过许多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古人死人的戏;一方面指摘他对政治运动有消极情绪,不能投入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。从哪方面说,都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。终于在1973年,要求他自动退党。这使谭先生遭到严重的打击,使得他长期以来带病的身体,由于情绪关系越来越不好。
1976年"四人帮"垮台了。"一夜东风扫阴霾",万众举头迎旭日。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,谭富英先生的名也正了过来。让人惋惜的是:1977年,谭先生已病入膏盲。在弥留之际,当时的北京京剧团负责人任桂林,在全团全体党员会上,庄严地宣布:"谭富英同志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!过去江青所搞的劝其退党,是错误的。我们今天为谭富英同志恢复党籍!"与会党员人人点头,立时响起一片掌声。不想此时距谭先生去世已不远了。
谭富英先生去世之后,有关方面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。自此这位艺术上乘、心地善良,在京剧事业上贡献卓著的一代宗匠,与我们永别了。遗体告别仪式上,有不少花圈、花篮、挽幛、挽联。其中一幅挽联盛赞了谭门七代和谭氏的艺术:
富甲梨园,七代继盛,两代流派,艺高首富;
英冠菊圃,四海驰名,八方仰慕,德劭群英!
谭先生与我们永别了,但是他的谭派艺术却永远留在世上,他独有的韵味却一直萦回在谭派爱好者的脑际。且不说他在《武家坡》《甘露寺》《铡美案》中响遏行云、清脆嘹亮的导板:"一马离了西凉界""八月十五月光明""太后稳坐大佛殿""明公说话言太偏"等等,只说他在《桑园会》里的一句"大不该在桑园调戏她",在《法门寺》里的一句"教差役将人犯与爷带定"后边的"哪啊",就达到沁人心脾、感人肺腑的妙处。让人听着过瘾之极,真有绕梁三日的成效。
然而,不知道为什么,自从谭富英先生不登舞台以来,想听听他的唱功艺术,越来越觉得困难。前几年,还能从其长公子谭元寿先生的《黑水国》等戏里,听到富英先生的某些特色;在孙岳先生的《桑园会》里,听到那句有声有色的"大不该在桑园调戏她"。近几年,元寿先生久不登台;孙岳先生有许多时候唱"余派",且也多时不与观众见面了。富英先生的其他弟子,有的宗"余",有的学"马"。比如《法门寺》这出戏,如按马派演唱,那个"哪啊"的高挑入云的腔就听不到了。只有一位学谭的名票叶庆柱,还是按谭腔来唱。天津《今晚报》上曾有文评价叶庆柱,说:"他的艺术修养和功力,与谭富英先生相差天壤,可为什么他一唱,许多人便蜂拥来听,许多人为他大鼓其掌?就是因为大家怀念谭富英先生,想听其韵味而不得,能从叶庆柱这里得到某些满足。"不知道谭先生的弟子、教老生的教师、学老生的学生,究竟是何想法?为什么不从对叶庆柱的评价中得到些启发?谭富英先生在兢兢业业于老生艺术的几十年里,创成的具有特色的流派,实在不应后继乏人,以致逐渐失传!
有人说:"谭富英先生和李万春先生各自有非一般人所能学的天赋条件。谭先生怎么唱怎么好听,李先生怎么做怎么好看。后人一学,准会弄巧成拙!"此话也许并非一点道理没有;但是好演员的特点之一便是学谁像谁,不是吗?有些位在演《戏迷传》《盗魂铃》时:不是可以学四大名旦、四大须生吗?是不是具有多年基本功的名演员,如果认真学谭先生的唱、李先生的做,总会比票界人士更有方便条件,学出来的效果会更好?也许由于热爱这两个艺术流派,而发的这些议论未免迂腐;但是这是出于对谭、李两派艺术的流传寄予希望,切盼有识之士能想出更好的方法,以便使之流传久远,无失传之虞。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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