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有复盛公，后有包头城。”近年来，每每提起走西口，人们无不赞赏晋商。这倒也无可非议。大大小小的晋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艰苦惨烈的拼搏，往往还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拼搏，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；复盛公等大大小小字号所开展的商贸活动，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但人们似乎忘了，尾随于晋商之后的大批的戏曲艺人的西口之行，同样为包头、归绥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，建立了不可磨灭之功。

提到走西口和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、发展，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舞台上的“太春”，即那些或奔走于广场旅店、码头赌局，或放歌于茶肆乐楼、厅堂府邸，给人们提供了欢乐和愉悦以至精神动力的艺人。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发展历程，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先决条件，而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，是照耀城市发展的光芒。很难想象，一座城市只有鳞次栉比的店铺和车水马龙的商贾，而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，没有歌吟，没有鼓乐，“终岁不闻丝竹声”，将是一种什么情景；也很难想象，这城市还能称之为城市，还能持久地繁荣，不断地发展。虽然，演艺并非文化的全部，但从走西口和内蒙古中西部繁荣、发展的实际看，艺人的出现和演艺活动的开展，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，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走西口的艺人们大体说来又可分为两股，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台艺人，另一股则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戏曲队伍。因为二人台基本属于“民间歌舞表演”或曰“民歌体秧歌剧”，既无成套的表演程式，亦无固定的演出场所，演职员一般在十来八人左右，虽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，但更多的时候是活动于乡下和小集镇；而戏曲则有着较为完整的表演体系、较为齐全的行当配置、较为庞大的演员阵容、较为成熟的演出剧目，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演出场地，因而更适合在城市演出，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密切，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。

论及戏曲与城市的关系，不能不提到戏曲与商贸的关系。有一句民谚，说“商路即戏路”。当我着手于北路梆子研究，探寻到晋剧早期的班社时，惊异地发现，从嘉庆至清末，在晋中一带出现的晋剧班社，大都由当地的财东承办。比如：云生班，也称荣生班，由经商致富的祁县财主岳彩光承办；三合店，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窑主合办；舞霓园，由徐沟县粮商李玉和承办；三庆班，为祁县财主苏兴所承办；四喜班由榆次聂店财主王钺创办；聚梨园，由祁县财主渠源淦承办；此外的保和班、太平班、小梨园、乾梨园等等班社，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类商人财东主办。这绝非偶然现象，显然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联系。这种联系，我想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理解：首先，从大的方面看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，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，有着教育与娱乐双重功能的戏剧，在过去缺乏其他娱乐形式的时代，便成了最佳选择；其次，就商家而言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除不断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外，还需通过别的途径塑造自己的形象，扩大自己的影响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还要靠发展企业文化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；再次，站在戏班的角度考虑，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，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决定于经济基础，要生存、发展，必须有所依托、依附。于是，商贸和戏曲的结合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。也于是，二者便犹如一对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，互为依存，彼此提携，并共同支撑起一个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生共荣的大厦。

我这样说，有的同志可能会摇头：仅仅一个戏曲便能支撑起一座城镇精神文明的大厦？当然不能。但就狭义的文化而言，在当年包头、归绥的城市文化中，戏曲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占有一种统治性的地位。从史籍记载和大量的边塞诗歌中我们可以得知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都是人烟稀少、气候恶劣的古战场，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，演艺活动几近于空白。直至清统一全国之后，这里的经济、文化才逐渐繁荣起来。这一繁荣首先得益于一个个商号的创立和一条条“商路”的开辟，而“商路”的开辟，便又自然而然为“戏路”的拓展创造了条件。

于是，当晋商车拉、船载、骆驼运，把一批批货物运到口外的时候，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又一个戏班的“西口行”。山西梆子老艺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话：“生在蒲州，长在忻州，红火在东西两口。”便非常准确形象地概括了这一远征行动。以包头地区为例，戏曲的流入大约是在乾隆末年，亦即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开始之后。先是在萨拉齐“小试身手”，出现于各种庙会上。同内地一样，口外城乡同样建有许多供奉着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庙宇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清朝年间萨拉齐共有庙宇209座，遍布城关乡镇、水陆码头。这些庙宇，原先大都是纯粹的庙宇，而当晋商出现之后，便有半数以上建造了专供演戏的乐楼。庙会期间，晋商从原籍请来戏班，一面酬谢神恩，保佑生意兴隆，一面扩大影响，进一步广开财源。故萨县自咸丰以来，商业发达，戏曲活动亦十分频繁。



尔后，随着黄河码头的西迁，包头逐渐成为北通蒙古、新疆、西达宁夏、甘肃、青海之商贸中心，商业亦由原来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，转向开店设庄。到清末，包头的商业、手工业已出现“九行”、“十六社”。这么多的行会，出于各自的需要，纷纷集资建庙，敬神演戏。按照行会习俗，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起，社戏开锣，各大行会接台逶迤演下去，一直唱到入冬方休，由此我们便可想象得到当时戏曲演出的兴旺景象。

但戏曲的演出活动并未止步于此。市面的扩大，商业的繁荣，导致人口剧增，市民阶层进一步扩大，酬神献戏与行会演出已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，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现兼营戏曲演出的“戏馆”和“茶园”。所谓“兼营”，即戏曲的演出仍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，戏班受雇于店铺，并非自身经营，戏馆与茶园的主业仍以饮食为主。不过，这却大大拓展了戏班的活动空间，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，亦为其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因而，当京包铁路的全线通车之后，随着包头市面的进一步繁荣，戏剧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经济价值，不再满足于充当助人发财的工具，开始走向“独立”。原来只把戏曲当作招徕顾客的店铺，也及时改变经营方式，由餐饮为主而转为专营戏曲演出。原来的戏馆、茶园，则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专门的戏曲剧场。

既要满足依旧盛行的行会演出，又要支撑数量繁多的专营剧场，无疑得有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。在这支队伍中，长期占据剧场并充当主角的是山西艺人。本来，最初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的并非只有山西艺人，还有京城的、陕西的、河北的，剧种则有京剧、秦腔、河北梆子以及豫剧。但由于浩浩荡荡的走西口队伍中，晋人的队伍最为庞大。特别是承担着戏曲经济基础的晋商，无论是人数还是资产，都占据着口外市场的大部分。他们的喜好，便也决定了演出市场的导向。所以当京剧、秦腔、河北梆子、豫剧像一阵风般刮过后，包头、归绥、丰镇、集宁以至张家口等地的舞台上便大浪淘砂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——初以形成于晋北的“慷慨激昂不寻常”（郭沫若语）的北路梆子为主，后来产生于祁县、太谷一带的缠绵婉转的中路梆子渐占优势，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艺人所说的“红火在东西两口”。

“红火在东西两口”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艺人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艺于口里，成名于口外，并涌现出一大批技艺超群、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和杰出演员。如被誉为“状元三年一个，十三旦盖世无双”的“梆子泰斗”侯俊山（十三旦），号称花脸泰斗的张玉玺（狮子黑），以唱工见长、驰名老生孙培亭（十三红），誉满晋北的焦玉生（十六红），文武全才、唱做俱佳的赵雨亭（金兰红），以刀马为主、兼顾各行旦角的李子健（独庆）及其师兄常兴业（满庆），“宁叫阎锡山不坐了，不叫水上漂不唱了”的王玉山（水上漂），刘氏兄弟刘明山（五月鲜）、刘宝山（十二红），以及贾桂林（小电灯）、李桂林（花女子）、杨丹琴（筱桂桃）、冯金泉（十六红）、邓友山（舍命红）、高旺（高旺黑）等。

毫无疑问，正是走西口，为这些艺人提供了施展才艺的广阔天地；也正是这些艺人，创造了内蒙古中西部戏曲艺术的辉煌，给“走西口”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神韵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们以及成百上千不那么出名的艺人，对包头、归绥等城市的形成，对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所作的贡献，像晋商一样是不可或缺且无人能够替代的。他们用辛苦、汗水、心智、才华所铸就的戏曲文化，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将永远载入史册(刘颖娣)